14.審計報告、補充說明，證明：2011年5月24日至2017年12月21日，杭州金都華庭第三屆業主委員會總流入5,153,655.93元，總流出4,583,420.44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間總流入338,277.78元，總流出604,104.90元。

2011年5月4日至2017年12月21日，第三屆業委會通過各種方式支付宋文290251.00元（含支付其妻子楊某補償款18萬元）。其中2011年5月4日至2016年11月30日，支付宋文共計280444.50元（含支付其妻子楊某補償款18萬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支付宋文共計9806.50元。2011年5月4日至2017年12月21日，第三屆業委會通過各種方式支付俞繼紅166100.00元。其中2011年5月4日至2016年11月30日，支付俞繼紅共計151100.00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支付俞繼紅15000.00元。

15.扣押決定書、扣押清單、存款憑證，證明：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區分局對被告人宋文退贓錢款人民幣18萬元依法扣押。

（二）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事實

2013年3月至5月，金都華庭第三屆業主委員會經業主大會臨時會議投票表決終止職責，由小區所在地京都苑社區居委會代行業主委員會職責，并被要求移交財務憑證、賬簿等材料。第三屆業主委員會以罷免程序違法為由拒絕承認被終止職責，并拒絕移交財務憑證、賬簿等材料。2016年12月，第三屆業主委員會主任被告人宋文將其任期內的財務憑證、賬簿等材料擅自帶回其家中藏匿。

2017年1月，金都華庭第四屆業主委員會依法選舉成立。同年5月8日、12月12日，第四屆業主委員會兩次向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人宋文等7名原金都華庭第三屆業主委員會成員移交銀行賬戶及其存款，返還財務憑證、賬簿、公章等材料。

2018年2月7日，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對上述民事訴訟進行調解。被告人宋文在明知上述訴求的情況下仍然隱匿第三屆業主委員會的財務憑證、賬簿等材料，宣稱2011年2月至2016年11月的相關財務憑證、賬簿存放在原業主委員會辦公室，后不知去向。同年4月25日，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裁定該案屬于內部履行職務糾紛，駁回金都華庭第四屆業主委員會的起訴。

2019年6月，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對金都華庭第四屆業主委員會要求返還財務憑證、賬簿、公章等材料的起訴事項立案重審。同年6月8日，被告人宋文向法院提交再審答辯狀，仍然隱匿第三屆業主委員會相關財務憑證、賬簿等材料的下落。

同年6月28日，被告人宋文在其位于杭州市下城區的家中被民警傳喚。同日，民警在該室內查獲金都華庭第三屆業主委員會相關銀行日記賬、現金日記賬、財務憑證、賬簿等材料。經審計，其中被隱匿的會計憑證金額達人民幣1010萬余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予以證實：

1.被告人宋文的供述和辯解，證實：2011年2月到2016年11月，第三屆業委會履職期間的會計憑證都是劉某做好后由俞繼紅保管。2016年10月業委會換屆，但是成員沒變，換屆后就要按程序對賬冊進行審計，審計完畢繼續由俞繼紅保存。胡某為業委會主任履職到2017年4月。楊某到俞繼紅家，俞繼紅將賬冊交給楊某，后由楊帶回家中，其不知道是會計賬冊。

2.同案人員俞繼紅的供述和辯解，宋文對我說，2017年12月以前的帳都是他做主任期間的帳，他有權拿走，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的帳是胡某委托我保管的，然后宋文就把2017年12月以前的帳拿走了，我把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的帳在法院移交給了下一屆業委會。宋文拿走賬本的時候，當時俞某也在場的。因為宋文說這是他做主任時候的帳，由他拿回去保管，我當時想反正是宋文做主任時候的帳，他拿走也沒事，當時俞某還說宋文拿走帳了移交手續也沒有辦，收條也沒有，我說宋文是主任，他自己去保管反正和我也沒關系，胡某讓我保管的賬本我保管好就行了。法院問我的時候，因為當時宋文拿走的時候沒有任何手續，也沒有收條，但我怕宋文不承認，就說賬本一直在辦公室。2016年12月年底的時候，當時宋文已經不做主任了，第三屆業委會的會計賬冊審計好以后，放在辦公室，2016年12月份的一天，宋文到辦公室拿走了，當時俞某也在場。后來，俞某說有個問題需要核對一下，就讓我去宋文家去把賬冊拿回來，拿回來之后，俞某核對后用好了，我就搬到家里，讓楊某拿走的。2018年1月份，在下城區法院，法院工作人員問我賬冊在哪里，因為賬冊被宋文拿走了，我也沒有憑據，我怕自己說不清楚，就告訴工作人員放在辦公室里。

3.證人俞某的證言（業委會義工），證明：2016年12月左右，第三屆業委會的帳冊已經審計好了，包裝封好，封條上蓋了業委會的公章，然后就放在業委會的主任辦公室里。當時宋文已經不做主任，是業委會的委員。他來辦公室將這些賬冊拿走，我和俞繼紅都在，我還和俞繼紅說過，應該讓宋文寫個條子，不然以后講不清。2017年1月份前后，因為要查發給業主的超市卡明細需要整理，俞繼紅讓我去幫個忙，俞繼紅就去宋文家里把賬冊拿回來，我在業委會辦公室核對好以后，又讓俞繼紅拿回去。

4.證人沈某的證言（第四屆業委會主任），證明：金都華庭第三屆業委會（主任宋文）在2013年的時候被京都苑社區公告罷免，2016年12月份，京都苑社區成立的金都華庭業委會籌備組經過工作和業主選舉，2017年1月9日選舉產生金都華庭公寓第四屆業主委員會，2017年4月12日，在街道社區、區住建局、派出所協助下，新業委會收回辦公場地，進駐業委會辦公室。后其以業委會的名義，向法院起訴宋文、胡某等金都華庭第三屆業委會的七個委員，要求向新業委會返還相關會計賬冊、租賃合同。第三屆業委會沒有移交歷年的賬冊、財務憑證。

5.證人王某的證言（京都苑社區黨委書記）。證明：由于第三屆業委會拒絕移交檔案，于是社區于2016年1月訴訟至下城區法院要求第三屆業委會返還賬冊、公章、憑證等檔案材料，期間因為和解，社區撤訴過，但是第三屆業委會不履行承諾。第四屆業委會成立后，第三屆業委會仍不愿移交檔案，于是第四屆業委會又向下城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返還之前的財務憑證及合同，但是第三屆業委會一直沒有移交。

6.證人楊某證言，證實：其家中的會計賬簿、憑證其不知道為何在其家中，之前宋文打電話讓其找，其沒有找到，后宋文自己回家找到該賬冊、憑證，告訴其是在床底下的箱子里找到的。

7.民事判決書、民事起訴狀、再審答辯狀、法庭審理筆錄等。證實：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經再審于2019年6月30日判決被告宋文、胡某、方某、應某1、戴某1、羅某、任某向原告金都華庭公寓第四屆業主委員會返還杭州金都華庭業主委員會（備案時間：2011年2月18日）從2011年2月18日至2012年4月30日、2012年8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的會計賬簿、會計憑證。

8.搜查筆錄、扣押清單，證明：2019年6月28日08時25分許，公安機關依法對杭州市下城區進行搜查，該住所為楊某和宋文租住，在該住宅的北側小臥室地面上，發現相關紙質資料（銀行日記賬（2012.12-2016.11），現金日記賬（2012.12-2016.11），憑證（2012.12-2016.11），浙之審字（2016）第1066號審計報告（三份），經濟補償申請書（2016.5.10），經濟補償申請書（2016.11.5），公告（2016.11.2）），在現場，楊某指出，該資料為其丈夫宋文所留，具體為銀行日記賬、現金日記賬、憑證、審計報告、經濟補償申請書、公告等。上述涉案物品己依法予以扣押。

7.審計報告、補充說明，證明：被告人宋文隱匿會計憑證265張，憑證金額10,102,005.37元。隱匿會計賬簿銀行日記賬借方累計4814509.39元，貸方累計3979314.44元、現金日記賬借方累計145449884元，貸方累計145449884元。

另有戶籍證明、到案經過等證據予以佐證。上述證據均能互為印證，且來源合法，與本案事實相關，本院予以確認。

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關于被告人宋文提出，本案審判程序不合法，其庭前未與辯護律師充分會見，證人證言真實性存疑，且未到庭，未能當庭對質的辯解。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宋文在庭審前，已經得到辯護人的充分會見，庭審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自行辯護權和辯護人的辯護權，且在庭審后，法庭亦為辯護人提供會見條件，聽取了辯護人及被告人的意見，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獲得辯護的權益。庭審中，被告人對證人證言提出質證意見，但并未提出證人出庭作證的申請，且本案中，各證人證言均能相互印證，且有書證予以佐證，其證言具有客觀性，應予采信。

關于被告人宋文及辯護人提出，補償決定系胡某擔任業委會主任后集體決定，其時任委員，已不擔任主任職務，故與其個人職務無關，其并未促使胡某業委會作出補償決定，委員自愿簽名同意后，其補充簽了還款意見的辯解及辯護意見。經查，證人胡某陳述2016年5月份，宋文以家中閣樓被政府拆除，其妻子楊某向業委會打了申請報告申請賠償，未獲業委會成員同意，宋文提出小區內其他所有違章建筑拆除則其退出錢款用以說服委員會成員，后委員同意簽字補償。從宋文提出補償，到業委會做出補償決定，業委會的主任是宋文。證人戴某2亦證實，其代妹妹戴某1參加業委會，宋文讓其在補償決定上簽字，其內心并不同意，故在補償決定上簽了自己的名字，往常其均簽戴某1的名字。證人任某、應某2及同案人員俞繼紅亦證實，宋文在業委會辦公室提出給楊某補償一事，當時其他六個委員都不同意，后宋文備注自行負責，方答應簽字同意。上述證言之間均能互為印證。且根據2016年10月29日金都華庭業委會的會議記錄可見，業委會決定于2016年11月1日小區第四屆業委會（未備案）產生，業委會成員連選連任，分工作出調整，由胡某任主任，宋文擔任委員，但同時在當日的會議中，作出同意對楊某經濟補償申請，給予18萬元補償的決定。此時擔任業務會主任職務的是宋文。上述證據之間均能互為印證，證明被告人宋文利用職務之便促使業委會同意楊某的補償申請的事實。故被告人宋文該項辯解，與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被告人宋文辯稱，拆除其家中陽光房系有關部門選擇性執法和過度執法，其家庭向業委會申請補償，并無不當且存有先例，業委會系民間團體、自治組織，錢款如何使用有自主權。經審理認為，業委會管理小區經營性收益，系小區業主共同所有，錢款均應用于小區的共同利益，而非用于個人補償。如被告人宋文認為有關部門存在選擇執法和過度執法，其可通過合理、合法的途徑申訴或者起訴，而非將屬于業主共有的財產用于彌補其家庭損失。故該項辯解，于法無據，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被告人宋文及辯護人提出，宋文并不知會計憑證資料在其家中，并無隱匿的主觀故意的辯解及辯護意見。經查，同案人員俞繼紅證實，宋文對其稱2016年12月以前的賬都是他做主任期間的賬，他有權拿走，當時俞某提醒其宋文拿走賬目未辦理移交手續不當。證人俞某證言印證俞繼紅的供述內容，其證實宋文到辦公室內拿走賬冊，其提醒俞繼紅應該讓宋文寫好收條。二人另共同證明，2017年1月，俞繼紅到宋文家中再次拿出賬冊核對，其后交還給楊某。楊某亦證實收到相應材料。上述證據均能互為印證。故被告人宋文稱不知會計憑證資料在其家中的辯解與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納。

本院認為，被告人宋文利用職務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職務侵占罪；被告人宋文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宋文一人犯二罪，二罪應予并罰。被告人宋文退繳違法所得，可酌情從輕處罰。辯護人相應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結合本案的事實、情節及社會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第六十九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宋文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犯隱匿會計憑證、會計賬簿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0元；二罪實行并罰，決定合并執行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0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28起至2020年6月27日止。罰金限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繳納。）

二、被告人宋文退繳的違法所得人民幣180000元，予以追繳，由公安機關發還被害單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　判　長　陳　煥　煜

人民陪審員　佟　飛　云

人民陪審員　魯　清　波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書　記　員　范靜（代）